这两天，《焦点访谈》的一则报道，引起了不少农村出身的作者不满，包括褚朝新、黄志杰、彭远文等人，还有我。
报道讲的是湖南永州江华县的事情。当地上级下达水稻种植任务39万亩，并且纳入粮食安全责任制硬性考核。
但是，稻谷补贴真实台账显示，实际只有23.8万亩。
剩下的土地去了哪里？农民没有闲着。他们种了罗汉果、芋头、烟叶、南瓜等经济作物。只是这些作物，主要种在远离公路、远离主干道的地方。
而公路两侧、领导检查容易看到的地方，则统一种上水稻。
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场景：路边一片稻田，转过弯，里面是另一片天地。
在监狱里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，一定会看到这个报道。他也会想，当年我不让农民种主粮被骂，现在湖南让农民种主粮也被骂，究竟是谁错了？
1
报道出来以后，永州市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，进驻江华县全面核查。
对于虚报数据、耕地违规改种、履职不力的责任人，从严追责问责。同时启动全域农田整改，清退违规经济作物，恢复水稻种植，重新校准粮食统计台账。
看起来，一切都在按照制度运行。
问题是：制度本身有没有问题？
很多来自农村的人，看完这个新闻，第一反应是心疼农民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农民为什么这样选择。
种水稻，工序很多，性价比不高，收益不如种一些经济作物。
农民不是经济学家，但农民每天面对土地，他们知道种什么收益好。
如果一个政策要求农民放弃更高收益的选择，去种收益更低的东西，那么问题应该问“凭什么”？而不是问“为什么农民不听话”？
2
很多时候，我们谈粮食安全，总容易陷入一种简单逻辑：粮食重要，所以农民必须种粮。
但是，粮食安全是公共问题，公共问题，就应该由公共政策承担成本，不能把成本转嫁给农民。
如果国家认为粮食安全非常重要，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？
提高粮食收购价格、增加种粮补贴、降低农业生产成本。让农民发现，种粮也能挣钱，于是自然会有人种。
经济规律会发挥作用。
可是，如果一边市场告诉农民，这个东西赚钱少，另一个行政命令告诉农民，你必须种这个，让农民承担收入损失，这就不合理了。
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一样。
如果土地保护非常重要，那么应该设计合理制度，应该通过财政补偿、土地保护机制，让保护土地的人得到收益。
而不是简单一句：这是红线，然后要求农民无条件服从。
土地是谁的？耕地是谁经营的？
农民不是土地上的工具，他们是土地的主人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，有自己的判断，有自己的生活。
3
很多人喜欢说，粮食价格低，是因为农民辛苦。
农民确实辛苦。但问题是，不能一边享受廉价粮食带来的低生活成本，一边要求农民永远牺牲。
一瓶矿泉水与一斤粮食，价格差不多。
粮食便宜，是整个社会的福利。但这种福利不能建立在农民长期低收益的基础上，更不能建立在命令农民牺牲选择权的基础上。
如果你把农民种下的芋头拔掉。把烟叶铲掉，告诉他：不许种这个，必须种水稻。
这和土匪有什么区别？
土匪抢东西，至少还承认自己是在抢。而行政权力如果打着正确目标的旗号，直接改变农民的选择，反而更加危险。
因为它披着合理的外衣。
4
中国农村并不缺少这样的故事。
几年前，孙志刚当贵州省委书记的时候，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，不让农民种玉米，而要种茶叶、中药材、蔬菜、水果等高附加值产业。
孙志刚提出明确的玉米减种近800万亩。省里有指标，市里分任务，县里再分解，最后到了乡镇，“压茬推进”。
干部面对的不是经济规律，而是一张考核表。
于是乡镇出现一些口号：“你敢种，我敢铲，坚决消灭苞谷杆”、“脱贫要幸福，不要种苞谷！”很有留发不留头的气势。
对从省到市到乡的人民公仆们而言，砍掉玉米给农民造成损失，他们不管，改种茶叶、蔬菜等能不能卖出去他们不管，这个政策是否合理他们不管，他们在乎的是完成任务。
至于孙志刚，这样做是否合理，他也不管。因为他想的是完成一个任务：脱贫。
那几年，贵州主干道的可视范围内都不准种玉米。这和湖南可视范围内都种水稻，看似相反，其实内核都一样：权力干预农民种植自主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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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孙志刚退休。2023年，他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，法院认定其受贿8.13亿元，被判处死缓。
当然，孙志刚的被抓，与砍农民玉米无关。但他这个下场，也算是因果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
那些曾经喜欢用权力改变损害农民、干涉经济、胡作非为的人，需要想想，上天饶过谁？
所以，对于湖南江华这件事，我的看法很简单。
如果有人为了完成考核，逼农民种不赚钱的作物；如果有人为了让数据好看，要求农民牺牲利益；如果有人拔了农民的庄稼，只为了做给上级看，这样的人也应该抓起来。
这是对市场规律的无视，是对农民利益的不尊重，是一种“只对上负责，不对下负责”的官僚主义。
这样的人抓起来，没有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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